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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不是个信奉自由言论的人。我的老师阿尔钦不是；我的老友科斯也不是。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，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的众多学生大搞「自由言论」（Free Speech）活动，为的是什么今天记不清楚了，阿师在课堂上直斥其非，劝导同学们不要参与这类活动。八十年代中期，科斯被纽约的媒体大骂，因为他说传媒的报导不尽不实，不知哪句是真哪句是假，可能假多于真。

记不起是谁说过：读书不是要相信，而是要考虑与衡量。这至理名言是我作研究生时得到的警句，后来知道所有我敬重的学者都遵守。我曾经写过，当同学问阿尔钦老师某名家的某大作时，他会笑着反问：你相信该作说的吗？后来到了芝加哥大学，没有一个称得上是学者的不遵守上述的格言。施蒂格勒几番向我表达他对十九世纪经济学家李嘉图的欣赏，说李前辈在辩论时从来不把自己的观点加上任何分量，只要真理能找到，是谁找到的李氏不管。

后来到了西雅图华大，我们几位同事

中国开放改革三十多年，从大学资金的投入与学子的天赋衡量，其学术成果是令人失望的。恕我直言，我认为这失败是源于主事当局不懂得怎样处理。这样说没有贬意，因为思想创作这回事，要知道怎样的制度才有可观的效果很不容易。我曾经说投资设厂、制造产品应市，要生存非常困难，比投资于发展房地产困难得多。一家顶级大学，产出学问，原则上可以作为一家工厂看，但产品究竟是些什么事前难以肯定，而就是见到产品其价值为何往往要等多年才知道！

上述不是指要产出一些读书识字、可为生计的学子那么简单。在西方，好些大学只为产出一些市场有价的毕业生。这些不是我在这里要讨

    最近见到一份美国西岸某大学的经济研究院的读物表，二○○九年编的，推荐五十四件作品，其中九件是我的陈年旧作。有点偏袒吧。我可没有在该校教过。去年一位同学到美国东岸进入某经济研究院后，说新生被指定要先读两篇文章。其一是阿尔钦的《不确定与自然淘汰》，其二是我的《蜜蜂的神话》。阿师的《自然淘汰》远比我的《蜜蜂》重要，跟他挂钩是高攀了。几年前美国西岸另一家大学的一位教授传来他的一位学生的文章，批评我一九七○年发表的《合约结构》，来信中该教授说我那《结构》一文是天然资源课程的必读的作品。奇怪那五十四件作品的读物表，我一九八三年发表的《公司的合约性质》没有放进去。

这些日子我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