邓小平旗帜指引教材改革和发展

人民教育出版社课程教材研究所

 

“早在1977年，邓小平同志就明确指示：‘要引进外国教材，吸收外国教材中有益东西。’根据邓小平同志指示，中央在外汇十分紧缺的情况下，仍千方百计挤出10万美元专款拨给教育部，我社在我国驻外使馆的协助下，从美国、英国、联邦德国、法国、日本等国家选购了大批教材，并通过空运尽快运回国内，供编写我国教材参考。我社认真研究了引进的外国中小学教材，并就数学教材提出了报告。教育部于1977年9月15日以“简报增刊”报送中央。邓小平同志对此十分关心，并很快作出指示。9月19日他在同教育部负责人的谈话中说：‘我看了你们编的外国教材情况简报。看来，教材非从中小学抓起不可，教书非教最先进的内容不可，当然，也不能脱离我国的实际情况。’”

一

校舍、师资、教材，是中小学教育的三大基本建设。党和国家一贯十分重视中小学教材建设。新中国建立伊始，百废待兴，党中央和毛泽东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北京出租车涨价透视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雷　颐

（这是在下十年前的旧文章，发表于《凤凰周刊》2006年第17期，今日出租车行业的问题，当时已说到了，可惜白说了，十年过去，一切依旧。）

随着成品油价格的上涨，北京出租车租价最终在一片沸扬声中从每公里1.6元上调到每公里2.0元。油价上涨，运营成本自然增加，价格的上涨似乎“理所当然”。然而，这“理所当然”的调价过程却颇有几分玄机，细细想来好象并不“当然”。虽然现在已属“事后”，但对此仍值得作番简单分析，或许我们能从中透视当今地方政府“治理”的某些特色及深藏其后的权力、资本间的复杂关系。

油价上涨后，与之有关的主要三方是乘客、司机和出租车公司老板，如何消化或曰由谁承担成本的增加，理应在乘客、出租车司机和公司老板之间博弈决定。由于乘客大体只能被动地在调价后“以脚投票”，以是否继续打的来表示自己的意愿和力量，所以调价前的博弈主要是在司机与公司老板间进行。在任何买卖关系中，买方天然会要求价格最低从而实现自己利益的最大化，卖方天然会尽可能卖高价

“命名”的危险

（载《南风窗》2013年第13期）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雷　颐

   “命名”总是充满危险的。当把“50后”命名为“知青一代”时，就把人数更多的、根本没有资格当“知青”的另一群“50后”，统统由“知青”代表了。在“上山下乡”的年代，“知青”特指城市青年，而广大农村青年，人数比城市青年多得多，无论是否上过中小学、无论多有知识者，都不算“知识青年”，充其量只能算“回乡青年”。他们被“知青”代表，却没有知青的待遇，现在“知青”是从下乡起就计算工龄，而农村青年只能从到城市正式参加工作后才计算工龄。在小说和影视作品中，得到充分表现的是“知青”，而不是“回乡青年”。作家路遥的“高加林”，一直形单影只。

由“知青”代表“50后”，反映了中国现代历史中的城市中心化形成的权力结构。无论是教育、社会、家庭资源和背景，城市占据绝大优势。同时还占据了“历史”的优势，这一代的历史以“知青”来命名，而广大“回乡青年”因此没有自己的历史。随着时间推移，“50后”现在终于走上最高层领导岗位，其中“知青”占绝大多数，不能说理所当然，却是势所

读史札记：珍宝岛事件与“九大”

（发表于《炎黄春秋》2014年第6期）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雷　颐

1969年3月，中苏边界珍宝岛地区连续发生严重武装冲突；不到一个月，中共“九大”于4月1日在北京召开。中苏关系史专家李丹慧在《1969年中苏边界冲突：缘起和结果》中提醒人们：“珍宝岛事件发生在中共‘九大’召开之前, 即已说明这不是一次单纯的边界冲突事件, 而是有着重要历史背景的。”（《当代中国史研究》1996年第3期）

所谓“重要历史背景”大而言之，就是中国正处“文革”高潮，与苏联矛盾越来越尖锐、激烈。具体而言，就是中国此时派性斗争严重、几成“全面内战”，在这时要召开以“团结”为主旨的“九大”。要在这种“大”、“小”背景下，考察“九大”的召开与不到一个月前珍宝岛中苏武装冲突的内在联系。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一

“城乡二元结构”：自由平等的最大障碍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雷颐

早年到农村插队当“知青”的经历，使我对城乡差别之大、“吃农业粮”与“吃商品粮”身份之悬殊有深刻的感性体会，当然，不知道也根本没想过为什么会是这样。以为一切都是自然而然，天经地义。但多年后我从事历史研究后，插队的经历与历史研究“互动”，才知道这并非“自然而然”，而是一种“制度安排”。在1999年发表的一篇研究文章中，我认为这种制度安排有当初的历史背景、原因，但现在，是废除这种制度的时候了。

　现在，这种城乡“二元结构”成为自由、平等的最大障碍。当一个社会被固化为两个权利、利益完全不对等的两大板块时，便很难和谐稳定，因此发表了一系列文章，全是谈论、分析这个问题的。我认为，最根本的“扶贫”，是给农民与城市居民一样的“国民待遇”，尤其是教育等公共品供给，应尽快实现均等化。

　当然，我是现实主义者，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维也纳咖啡馆的革命家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雷　颐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一，咖啡与可颂

咖啡原产于埃塞俄比亚，在16世纪末以“伊斯兰酒”的名义通过意大利开始传入欧洲之前，在北非和西亚被用作饮料已达几百年之久。但咖啡成为“咖啡馆”，进而渐渐形成世界性“咖啡馆文化”，则是从欧洲开始的。据说意大利第一家、也是欧洲第一家咖啡馆于1645开业，但并无确凿证据。“咖啡历史”研究公认，虽然意大利享有将咖啡馆带入欧洲的殊荣，然而经过法国和奥地利，咖啡馆才在欧洲蓬勃发展。

咖啡、咖啡馆在奥地利的引进和流行，更富传奇色彩。与一场关系帝国生死存亡的战争、与一位超级间谍密切相关。1683年7月，土耳其奥斯曼帝国苏丹对神圣罗马帝国发动圣战，率几十万大军，一路杀来，攻至维也纳城下。虽然奥皇利奥波德率一小支人马逃出城外，等待援军，但都城维也纳却被团团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甲午战争与现代国家建构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雷　颐

今年是甲午中日之战120周年。此役，中国惨败于日本，然后是签订割地赔款、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。自第一次鸦片战争后的半个多世纪，中国屡败于西方列强，但实在未想到会被千百年来以中国为师、为中国向所轻视的“蕞尔岛国”日本打败，自然大为震惊，群情激愤，痛心疾首。战争，尤其是大规模战争，是两国军事力量的较量，更是两国经济、政治、社会制度，甚至文化的较量。“天朝上国”被“岛夷”所败，当非偶然。简略对比此时的中日国家制度，日本基本上是“现代国家”，而中国总体仍是“前现代国家”。

在政治制度方面，以明治天皇为首的新政府于1868年4月6日发布具有政治纲领性的《五条誓文》，宣布：一，广兴会议，万机决于公论；二，上下一心，盛行经纶；三，官武一途以至庶民，各遂其志，人心不倦；四，破旧有之陋习，基于天地之公道；五，求知识于世界，大振皇基。二十余年后， 1890年11月29日，日本第1届众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以强敌为师：甲午战争一百二十周年祭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雷　颐

　　百余年前的维新运动有着深刻的社会、政治、文化和国际背景，而最直接的原因则是甲午战争中中国的失败，不得不“以强敌为师”。由于历史上日本长期学习中国文化，所以在甲午战争之前，国人一直视日本为“蕞尔岛国”、“东夷小国”。但在历时近十个月的甲午战争中，中国却惨败于向为国人小觑的日本，号称“东方第一”的北洋水师全军覆没，几十万中国军队溃不成军，日军在中国领土上肆意烧杀掳掠，清政府最终不得不签订割地赔款、丧权辱国的《马关条约》，向敌乞和。

中国的失败使国人痛心疾首、深受震撼，一些先进的有识之士如康有为、梁启超痛定思痛，探索新的救国之道。他们认为，日本之所以能由“崎岖小岛”战胜老大中华帝国，就在于向西方学习，变法维新，所以中国的救亡强国之路就是要向敌人－－日本学习。日本因学习西方由弱而强，中国要生存、要强大，应该、而且也只能象日本那样变法维新，学习西